决胜全面小康“五位一体”全面进步跑好“最后一公里”

决胜全面小康 跑好“最后一公里”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如何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何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辛鸣。

辛鸣解释,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既要看量化指标,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态和现实获得感。

社会信用立法需要坚定法治理念

全面小康重在“全面”,要“五位一体”全面进步,要惠及全体人民

“正确理解全面小康,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分析。”辛鸣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并不是说可以“歇歇脚”“喘口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国现代化站上了新起点,我们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在现有基础上,要继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社会信用立法应科学布局、合理规划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由于缺乏统一的上位法规范,社会信用立法的基本法理和具体规则都没有形成共识,整体呈现出“纵横交错”“九龙治水”的局面,导致问题频现。

“东部一些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要在目前发展基础上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同时要发挥好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上紧密合作,继续做好东西协作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辛鸣说。

“总之,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辛鸣说。

从覆盖领域上看,全面小康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小康。“人民群众既要吃饱穿暖,也追求新鲜空气、健康食物和生活体验,如果只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那么社会发展只能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辛鸣说。全面小康,要“五位一体”全面进步,任何一个方面发展滞后,都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因此,各地要梳理短板,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好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加快民生领域工作推进,解决民生难题;健全社保兜底机制,织密社会保障网等等。”辛鸣说。

社会信用应当避免成为一种功能主义的工具抓手,谨防利用信用惩戒“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所带来的高效和便捷,“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能停留于形式合法,需要回归实质合法的基本要求,遵循法律保留、法律优先、一事不再罚、正当程序等基本法治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徐玖玖 本期学术指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沈岿)

社会信用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同样需要接受法治精神的形塑,明确制度的边界和效用,夯实合法性基础,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化和法治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些指标是必须完成的。”辛鸣说,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目前正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确保剩余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诚信社会的重要途径。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在全社会推动树立正确的诚信观、构建诚信社会。

社会信用立法需要协调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第一,处理好与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关系。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已将不得申请行政许可、限制从业、通报批评三种常见的失信惩戒措施纳入该法。未来,其他失信惩戒措施究竟是在社会信用法中进行统一规范,还是参照适用行政处罚法的原则和精神,都需要在法律制度之间形成协调与配合。第二,处理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之间的关系。民法典明确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对于自然人信用信息的收集、披露、使用、管理等都需要与民法典以及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相衔接,保护相对人的知情权、异议权、更正权、复议权和诉讼权等权利。

立法过程中,应着重关注失信、信用信息、信用黑名单、信用奖励、信用惩戒等基本法律概念的辨析,对信用的产生、记录、申诉异议、移除、删除、救济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的制度考量。确立社会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及退出的基本法律制度、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制度、信用黑名单进出制度、信用的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信用服务行业发展促进制度等重要制度。

横向来看,包括金融、税务、交通、环保、教育等领域在内的管理部门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几乎社会经济生活相关的各个行业都开始出现社会信用规范;纵向来看,社会信用规范的制定主体囊括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有些地方过于依赖信用工具,出现了滥用和泛化现象。部分社会信用规范的创新缺乏审慎思考,各种地方“土政策”随意加码,暴露出信用信息收集和利用失控失序、失信联合惩戒范围随意扩大、信用主体权益保障不到位、一事多罚等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需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承载着14亿中国人民的期盼。”辛鸣说,“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在长期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下,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全面小康’内涵,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一些指标是相对指标,比如水、空气等生态环境指标,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指标。”辛鸣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些指标持续向好,并在将来还要持续改善。”

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各地“齐步走”,要用辩证、发展眼光看待

从覆盖人群上看,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辛鸣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全面小康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而是要瞄准广大群众的迫切期盼,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实实在在改善。“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社会信用立法需要合理配置立法权力。地方立法在社会信用立法中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也存在立法标准不同、立法质量参差等问题。社会信用立法权力的配置需要统筹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不同行业的特殊性、地方创制的积极性等因素,对于涉及社会信用的基本概念、重要制度、核心规则以及法律保留事项等内容,仍然需要通过中央立法守住“底线”;对于其他部分可以结合具体事项,或是通过国务院决定和命令进行授权,或是将创新空间留给地方立法,放开“上线”。

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之一。辛鸣说,我们要科学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整体目标,“翻一番”也是对全国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所有市县、所有人届时都要翻番,更不意味着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届时都同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全面。”辛鸣介绍,“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营造良好社会生态、实现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于信用以及信用工具的需求愈发强烈,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为市场提供一种可信赖的“软环境”。

全面小康不能只看数字,更要看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和制度痛点

“总而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地区需要认识到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切勿盲目攀比,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目标,吊高胃口。”辛鸣说。各地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保持清醒,谨防好高骛远的心理;更要绷紧弦,时刻保有忧患意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如何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辛鸣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数字达标”,更不是“速度游戏”,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覆盖区域上看,全面小康是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小康。“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弥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居民收入、社会治理能力上的不平衡,实现区域间和城乡间协调发展,美美与共。”辛鸣说,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正是着眼于全面小康要全国一盘棋。

“因此,各地区要立足实际,结合当前发展水平,咬定目标、真抓实干。”辛鸣说。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而言,要心无旁骛,尽锐出战,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于中西部发展水平相对好些的地区,在完成剩余脱贫任务的基础上,要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加大就业扶贫力度,有效防止脱贫户返贫和边缘户掉队,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巩固脱贫成果。

现实地看,获得感来自生活全方位的改善。辛鸣说,有稳定的工作、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教育医疗水平、更优美的环境、更和谐的社区,全面小康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历史地看,获得感来自同过去生活的比对。辛鸣说,各地应多措并举保持居民增收势头,不断提升各项公共服务水平,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幸福指数自然会节节攀升。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既要面向社会市场构建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又要面向公权力构建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两者需要并重推进。社会信用立法的功能定位呈现为管理法、促进法、保障法三位一体,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信用工具的合理应用,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制定统一的社会信用法是最高形式的立法活动,有利于增强信用立法的权威性和体系性,从根本上解决各种乱象。当前,在该法不能即刻出台的情况下,基于法治原则的要求,需要统筹考虑立法资源和立法成本,按照统筹安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各个击破的思路,根据立法条件和立法时机综合运用单独立法、补充立法、部门立制等多种方式。

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力源于人民,需要重视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基础工程之中,避免社会信用立法出现“拍脑袋”式立法,推动制度构建与社会形成良性的促进与互动,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社会信用法治建设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是说每个地区发展水平都要一样?

“正确理解全面小康,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辛鸣解释,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我国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让各个地区达到“同一水平小康”,让14亿人达到同样的收入水平,既不现实更不可能。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适应新时代市场治理和公共服务管理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将信用工具与市场管理、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建设深度结合,可以让政府部门更好地了解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的失信和守信情况,抓住失信重点领域,鼓励信用优质的守信主体,有的放矢地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